在花旗银行赞助下，大英博物馆数月前推出展览《中国的隐秘世纪（1796—1912）》和同名书籍，在西方引起不小关注。然而，该展览和同名书籍持错误的历史观，回避甚或美化罪恶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片面强调西方冲击对中国产生的所谓“正面”作用，同时深受“新清史”影响，在涉及中国边疆和时，曲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中华文明统一性的突出特性，多有荒谬之言。在论及具体史实时，也多有常识性错误。史观与史实被严重扭曲，该展览及书籍对这段历史的解读自然也就不可靠、不可信。

　　晚清时期，东北全面放禁和人口大量涌入带动了林木资源开发，中、俄、日三国竞相前往采伐和运销，使东北木材在华北、华东市场长期占据优势地位。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凭借军事强力、经济优势和先进制材技术垄断东北林木资源，肆意采伐并运销东北木材至日本本土和朝鲜半岛，以满足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造成东北木材运销到华北、华东地区的数量急剧减少，产自美国和加拿大的花旗松木材输入中国的数量则逐年增加，以致漏卮日深。为挽救利权流失和开发国产木材，中国林学家在西部边疆的川康甘边区寻找到大量优质林木资源。抗战全面爆发后，由于木材需求量猛增，木材商、伐木公司和木材使用单位派人前往川康甘边区大量采伐和运销林木，供给抗战大后方军事、工矿企业和交通通信各项建设，有力地支援了抗战。抗战时期，西部边疆林木资源的调查与开发利用，彰显了中国面对外来侵略危机时具有的强大自救能力。

　　20世纪一二十年代禁阻苏州河上租界垃圾船的事件中，为了维护主权并通过浚河来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中方提前把正在吴淞江进行疏浚工作的机构调到上海来疏浚下游的苏州河。租界当局争夺苏州河疏浚权，不仅是希望把苏州河作为廉价的垃圾处理场，更是企图借助苏州河的疏浚权来扩大租界。中国官民商各界成功禁阻租界垃圾船在苏州河上行驶，其意义超越了水利和公共卫生本身。这场因苏州河上租界垃圾船引发的中外角力，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大都市处理环境问题的特殊性以及近代中国人民为了追求环境公平而与西方列强展开的坚决斗争。

　　洋务为近代中国大变局的特定产物，“海禁未开，无所谓洋务”。葛士浚所辑《皇朝经世文续编》于“六政之外，别立洋务一类”，举凡朝廷六政之外的所有事项均在其中，包纳了外事与“自强新政”，如机器制造、铁路、工矿、银行、邮政、商务乃至人才培养等诸多实政。但1902年刊行的《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却把“洋务”范畴限定在交涉、教案和出洋三项，诸多实政出现脱洋务而入时务的变动。“经世文编”系列体现的这一变化，实际呈现的是晚清“化西为中”的制度性变迁。晚清大变局的形成及其运行趋向，早就蕴积在社会情势的演进之中；而社会情势与洋务内容的蜕变互为表征，也如影相随地构成晚清大变局历史的丰富内容。

　　1874年的八厘台防借款，是汇丰银行首次承借的中国国债。汇丰银行首先垫付银200万两的借款，然后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出售“中国国债债券”筹集资金，将中国国债与国际金融市场联结起来。银行利用成熟的发行程序，顺利销售债券，为投资人带来收益。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在总理衙门的指令之下，为偿还国债进行担保，保障了债券按期还本付息，中国国债的市场信用也由此开始建立。为保障英资银行的利益，英国驻华公使主动过问中国外债。从此，汇丰银行、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驻华公使都卷入中国国债事务。台防借款遂确立了此后近代中国外债的基本模式。

　　李济深生于广西苍梧，在地缘上属桂；他起家于广东军队，在上属粤。在北伐前后风云变幻之际，李济深以桂籍粤系军人身份在两广统一、武力北伐、宁汉分合、粤桂纷争、蒋桂冲突与和解等重大事件上发挥了特殊的作用。然而，作为根据地的广东一度客军糜集而兵燹不断，排外主义思想应运而生，李济深因身份特殊而地位尴尬。在公开场合他坚持自己的粤系军人身份，积极参与排斥客军，希望获得广东民众的接受；同时又与新桂系关系亲密、深相结纳。李济深借此特殊身份游走于粤桂之间，奠定其权势根基，但又因时局变化一度既失之于粤，又不见重于桂，其在粤之地位最终被粤人取代。其间的曲折起伏既有权势与地盘之争，亦反映近人之地域观念，这对李济深的形象起到消极作用。

　　1927年6月，晋系军阀阎锡山正式加入北伐。在此前后，他周旋于张作霖、冯玉祥之间，既谋求与张作霖联合，酝酿奉、宁、晋“讨共大同盟”；又同冯玉祥“捐弃前嫌”，相约讨奉。山西毗邻京畿的特殊地理位置使阎锡山在北伐中充当了独特的历史角色，也令其萌生进取京津的野心。9月底，阎锡山挑起晋奉战争，但晋绥军财力、兵力不足的劣势日渐凸显，很快由攻转守。1928年5月北伐局面扭转后，阎锡山乘势进占京津，开始走向全国舞台。不过，随着北伐的推进，各派系力争获得更大生存空间和利益，矛盾日益加深，军阀的弊病延续至国民政府时期。

　　晋军将领李生达系保定军校毕业，积军功擢升至军长，一度为阎锡山所重。中原大战之后，李生达开始倾向南京方面，且为南京建言献策、奔走效劳，并于1935年“五全”大会上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山西当局对他忌恨日深，因华北危机蒋介石亦不敢公开收编李部以免过分刺激阎锡山。1936年5月，东征红军回师陕北，蒋介石下令李生达统帅晋军及入晋增援的中央军渡黄河“追剿”。5月30日李生达抵达晋西离石指挥部，当夜被刺身死。蒋介石对此曾令彻查，但案发山西，南京方面亦未掌控该省，且凶手已被当场击毙，此事遂不了了之。纵观李生达一生，虽非显赫，然其人生浮沉是管窥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南京政府央地之争的窗口，折射出南京政府中央化进程给地方实力派带来的冲击及其反应，其间所呈现的复杂生态，也映照出战前地方实力派之下属辗转于央地之间的艰难处境。

　　1943年，在获悉美英所拟战后货币金融方案后，国民政府旋即对两国方案组织研究与讨论，并着手制定中国方案，以期在战后国际货币金融秩序中占据有利地位。由于从美方口头获得大国地位的保证及相应的有利条件，国民政府便果断设定较为务实的预期目标，采取“明让暗争，趋实为是”策略，迅速由英案转向美案，并决定在即将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予美以有力协助”，以期实现所设目标。在布雷顿森林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在极力维护预期目标的前提下，积极参与会议事项，予美以协助，终致会议成功。但在预设目标的框架中，中国代表团在基金摊额问题上对美由强至弱的态度转变以及会议上以美为主的行为表现，不能认为国民政府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是完全成功的。

　　秦邦宪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期间，学习刻苦，追求进步，个人能力突出，工作作风踏实，得到了校方的认可并被重用，从担任教学翻译、教务处翻译一直做到中大翻译局主席，并成为学校共青团组织部长、党支部局组织委员。他在积累一定工作经验的同时，也卷入中大的斗争漩涡。在“十天大会”的矛盾斗争中，秦邦宪支持支部局的路线个半布尔什维克”，其实他在留学期间与米夫、王明并不熟悉，更非王明派系的成员。